有些缺乏那双重含量的主儿，十三兮兮地摆谱，名片上印上十多个头衔，那能管得了用么？显见出自我抚摸的可怜罢了。
名号有时候会成为惹麻烦的东西。我不是指古已有之的涉嫌一类事体，我是说国人的名号在解释上不确定性太大，即以性别之辨而论，依靠名号本身也靠不住。他叫什么“兰”、“珠”、“珍”、“芳”，照样可以是五大三粗的汉子；她呢，弱不胜衣的女子，也会取名什么“侠”、什么“雄”、什么“钢”或者干脆就是什么“男”。我太太的名字就分明有点男性味，而我这名呢，原也说不上女性化，可不知怎的，屡屡有人以女性视之。早年在《雨花》编理论稿的刘君，已发过我七八篇稿子了，还以为我是个女教师，后来准备开作者座谈会时，他跟总编商量是否也请上我，总编说很好，请她来，省里评论工作者女的很少，言下自是正该培养的意思。
无独有偶，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报》邀请我去出席他们召开的一个长达一个半月的长篇读评会。到达会务处那天，初次见面的阎纲跟刘锡诚两位曾愣怔一下又相视笑了。后来处熟了，阎纲就问：“知道那天你来，我们笑什么？”原来他们“顾名思义”地把我安排跟一位女士同住。
这类事其实很为不少，不见仅仅因了名字的关系，有些先生小姐不止一次地收到同性（非同性恋者）的求爱信么？至于诗书画家忆明珠的名字不会引起误解，那是因其著名的缘故，世人对著名者，非独性别年龄，籍贯对象否婚配否乃至祖籍何方，系谁氏的多少世孙都时兴盘查清楚的。
不过，即便忆明珠，名字上也另有麻烦，这“明珠”何解？当然不会是指清朝做到大学士的那个很腐败的正黄旗人了，“忆”他做什么？可到底是泛喻可宝贵的人物如言“隋候之明珠”呢？还是追忆民国时《世界日报》上那个叫“明珠”的副刊？抑或是忆念一位芳名“明珠”的窈窕淑女？设若他本人不出来答记者问，你又等着这材料“做学问”，岂能不棘手而麻烦？
已故作家叶至诚，生前曾自我调侃，说自己名字不响，人家在会议之类的场合上介绍他，每每设法为之添加分量。在他婚前人家介绍时通常说，“叶至诚，圣陶老的小公子”；婚后往往说，“叶至诚，锡剧皇后姚澄的爱人”；及至其子成名，介绍方式则又换成，“叶至诚，叶兆言的父亲”。
调侃中自然多有叹息，包括对社会风尚的一些感慨以及被这“加码”法引出的怅然和不安。
这样的介绍法我亲闻两次，私下忖度：这介绍者何以于人事隔膜糊涂到这等地步？首先是跟被介绍者隔膜得很，至诚君毕竟是作家，毕竟过分至诚、过分洁身自好，他能心安理得地去从家谱上叼这点虚浮之光？他能不介意尼采的《忠告》：“你是否决心要赢取声望／我的看法是———／你不需盛名／而必须学习去超越它”同时，跟通常的人性也隔膜得很了：按照休谟的观点，“如果任何人猜疑他原来出身于远远高出于现在的境况和生活方式的一个家庭，他便会感到极为不安。”如此这般去介绍，岂非存心让人局促不宁么？难道国人跟西人的秉性殊异在这里竟至到了背道而驰的程度？
当然，不能不说介绍者是一片好心，大体是适应着时下颇为灵光的“名人效应”，以此来为被介绍者的声名加大一点音量。只是这里发生了一点错位：时下的“名人”要产生“效应”，是不能不讲究名号后面的含金量特别是含权量的。至于说像《废都》里的主人公那等有点含文量的文人，大名一报立马就魔法似地产生效应，使面前的女人急不可待地自荐枕席，不过是小说制作中的浪漫而已，当不得真的。所以，现在说国人重名轻实是并不确切的，“名”是否“副实”、“实”是否符“名”并不要紧，一切皆须看其含量若何，即“解决问题”之“能量”若何。有些缺乏那双重含量的主儿，十三兮兮地摆谱，名片上印上十多个头衔，那能管得了用么？显见出自我抚摸的可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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